在大变异结束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眼中，邪教徒的出现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情况。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也认同一种观点，即：这种情况早在14世纪中叶那场席卷全球的黑死病流行中已经预演过一次。
从1347年到1353年的短短6年间，黑死病夺走了欧洲约25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到了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伦敦到佛罗伦萨，无处不弥漫在这致命鼠疫的阴霾之下。
彼时的东亚大陆上，元帝国正在经历颠簸与内乱，疾病在战争带来的动摇下无法得到有效记录，但历史上也曾记载“民大疫”
、“死者无数”
。
而在中亚，作为疫情最有可能的发源地，穆鲁克王朝等伊斯兰政权同样因税收锐减和人口凋零而走向衰落，黑死病的影响可见一斑。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其巨著《历史绪论》中记录了这场瘟疫，他写道：“文明之潮随着人口的消退而消退。”
可以说，这场席卷世界的黑色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元帝国的灭亡，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以欧洲为例，黑死病的疯狂肆虐彻底动摇了教会的统治。
当人们发现再虔诚的教徒在面临夺取生命的疾病时也无法得到上帝的救赎；当人们发现终日的祷告也无法挽留病危的妻儿死贵，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新的精神支柱。
由此，便衍生出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思想潮流。
第一种，是开放的“解放路经”
，其核心逻辑是：既然旧社会已经崩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打破传统的权威，用坚强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第二种，是封闭的“极端路径”
，其核心逻辑是：在无比的恐惧之中抓住一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利用最简单的答案麻痹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看似拥有希望的极端权威。
前者，便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文艺复兴运动。
而后者，则源自一种古老的修行方式，即“鞭挞者运动”
。
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鞭挞者，对那时的教会而言都可以理解为抽象的“邪教”
，而后者在如今的我们看来，已经出现了传统意义上邪教特征。
包括对自我的惩罚，对伪神的信仰，相信疫病是上帝“见血的考验”
，简单的将黑死病归结为“犹太人投毒”
等等。
这也便延伸到了大变异发生后的邪教诞生，反观大变异爆发以后，这种“末日下的崩塌”
就更加明显。
与黑死病相比，大变异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摧残是完全颠覆的、更加彻底的、也是来势更猛的。
在短短不到一个周的时间内，世界完全崩塌，亲友彻底消失，短暂而又强烈的冲击让每个活着的人都难以接受——那些过去所构建起的认知、生活，在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
由此，结合黑死病的历史和大变异本身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来说，邪教的出现究其根本可以归为四个大类的原因。
一、在心理上，邪教的出现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为丧失一切的人们提供了虚伪的“希望”
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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